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的卡科爾托克（Qaqortoq）是人口只有3千人的小市鎮，鎮上幾乎人人都彼此相識。該鎮位於首府努克（Nuuk）以南480公里，沿海而建，成新月形，從岸邊可以一覽全鎮面貌，色彩繽紛的房屋層層疊疊分佈在山坡上。在溫暖的季節，四處綠草如茵，孩子騎著單車在狹窄的路上穿梭，或在碼頭垂釣。大家會向路人熱情地叫Kumoorn（早安）！(早安！)。
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鼓吹格陵蘭應該成為美國一部分，這不僅出於國家安全原因，幾乎可以肯定更因為該島擁有寶貴資源。然而，除了大國的爭逐，困擾格陵蘭的還有社會問題。風光如畫背後，許多格陵蘭人仍然生活貧困，精神健康和酗酒問題也甚為普遍。
格陵蘭的自殺率高企，但卻沒有真正受到重視。在島上，幾乎每個人都有身邊認識的人自殺身亡。30歲的社工保羅‧佩德森（Paul Pedersen）說：「我最要好的朋友和表妹都自殺了。我這位朋友是在她妹妹自殺幾年後去世的。每次有人自殺，我們都會問自己：下一個會是誰？」
2023年3月期刊《BMC精神病學》的一份報告從歷史角度分析了格陵蘭的自殺情況，結論是自殺人數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大規模上升。1970年代，自殺率達到每年每10萬人28.7宗。此後，自殺率持續上升，1989年達到高峰，即每10萬人120宗，其後維持在平均每10萬人80宗左右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，全球自殺率為平均每10萬人每年9.2宗，歐洲地區為12.4宗，東南亞地區為10.1宗。
島上自殺率最高的是20至24歲的年輕男性，佔人口90%的原住民卡拉利特人（Kalaallit，屬於因紐特人的一支），自殺率高於其他族裔。
格陵蘭是世界上最大的島嶼，面積超過200萬平方公里，人口卻只有5.7萬人，零星散居在崎嶇的海岸地區。島上基礎設施有限，道路稀少，往返主要依賴船隻、飛機或直升機。
格陵蘭地理上屬於北美洲，但自18世紀起一直是丹麥的殖民地。1979年，格陵蘭獲得自治權，自2009年起實行自治。自治政府的立法機構為格陵蘭議會，經普選產生，總理由議會多數黨領袖出任。
格陵蘭自殺率高，大眾都歸咎長時間日照不足、極端氣候和孤獨感。當地冬季到上午11點才會日出，島民上班時，一輪明月高懸夜空，氣溫往往低至攝氏零下15度。
原住民社群中不少人陷於貧窮環境。尤斯蒂娜‧伊努蘇格洛克（Justina Inusuglok）1958年出生於格陵蘭西海岸一條小村伊格尼亞菲克（Iginniarfik），在2017年最後一次人口普查時，全村只有73人居住。她曾在格陵蘭第二大城市西西米烏特（Sisimiut）一家孤兒院擔任護理員。她有一個兒子，但19歲時自殺身亡。此後，她的生活每況愈下，開始酗酒，直到2004年終於戒酒，但生活沒多大改善。
自2024年8月起，她每月支付2千克朗（約270歐元）租金，租住努克郊外由貨櫃改造的公共房屋。房間狹小得只能容納一張床和一張桌子，更要與其他租戶共用浴室和廚房，這些租戶幾乎都是男性，和她一樣，生活曾遭遇變故。
社會學家馬利娜‧阿貝爾森（Maliina Abelsen）認識10多個自殺離世的人。她多年來一直研究這個問題，認為問題的根源與澳洲、新西蘭、加拿大等被殖民的社會相似。在1970年代，成千上萬漁民和獵人被迫離開家鄉，前往首都生活。原本在居所附近獵捕海豹的家庭被安置到預建分層大樓。
即使受過敎育的因紐特人部分也未能適應。阿貝爾森說：「像我父親，他在哥本哈根住了十多年，獲得大學學位後回到了格陵蘭，驟然感到不知所措，對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感到迷茫，因為他既不覺得自己完全是丹麥人，也不覺得自己完全是格陵蘭人。我父親幾乎連自己的語言也忘了。」
格陵蘭大學「福利中心」主任史蒂文‧阿恩福德（Steven Arnfjord）指出，在1960至1970年代，從殖民地過渡到成為丹麥省份的轉變對原住民影響深遠，他說：「有些人始終未能適應。」格陵蘭社會因而造成了「負面螺旋」，自殺像傳染性疾病，代代相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