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會公義

日本以另類形式聘用廉價外勞:名為研修,中越菲柬受聘者實質出賣血汗。究竟出了甚麼狀况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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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前,劉紅梅在上海一家成衣工廠工作。由於工時長,工資低 ,而其時一家日本製衣廠承諾以1,290美元的薪酬聘用,是她當時所得的三倍。劉紅梅剛生下的孩子,希望多賺點錢,於是決定前往日本發展。

她說:「看來是一個大好的機會。」

劉紅梅受聘到岐阜縣一間製衣廠工作。她用盡積蓄,又向親友借錢,支付7,000美元的中介費及簽證費用。不過到達後,劉紅梅才發覺廠方加班費用,比法定最低工資低,廠方更收取高昂的住宿費。

在岐阜附近的愛知縣,來自越南的阮氏蓉在一家製衣廠工作,每天從早上八時工作到晚上九至十時,曾連續四個月未有放假。

去年11月,阮和其他女工投訴欠加班工資,結果東主回信給她們,表示工廠要結業,她們將被遣散。

日本長期以來嚴格限制海外移民,隨著國內出生率低及人口老化,出現勞工短缺問題。在建築及護理等行業,人手短缺問題更加嚴重,可能三至四個空缺才有一位應徵者。1993年,日本政府推出「外籍研修實習生」計劃,從中國、越南、菲律賓及柬埔寨等國輸入勞工。

勞動省的資料,「外藉研修實習生」人數五年內增加了一倍,至2016年10月已超過21萬人,其中主要來自中國,但越南近期增長最迅速。現時農業、食品加工業及其他製造業,均依賴自國外聘用的「外籍研修實習生」。

東京城市大學的丹野清人(Kiyoto Tenno)教授指出:「實際上,東京各大超級市場出售的菜蔬,都是由實習生採摘的。」

廣島勞工顧問小松仁寬說:「如果這些企業僱用日本勞工,成本肯定不低。而使用外籍受訓學員卻只須支付最起碼的工資。日本沒有停下腳步的本錢。」

劉紅梅(右)

聘用劉紅梅的中原武(Takeshi Nakahara)與太太在愛知縣經營了數間同類的小型製衣廠。他們15年前開始聘用中國實習生。他說:「沒有日本人想在製衣業工作,大部分的製造業都移往國外,惟有這樣才有利可圖。」

實習生計劃,原意為外國實習生提供技能訓練,讓他們回本國服務。但由於缺乏有力監管,實習生除了獲得短期的日語訓練,大部分實習生均沒有其他職業訓練,無異於「廉價勞工」。實習生所得工資、待遇遠低於日本國內平均水平,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,超時勞動更是家常便飯。

此外,大部分實習生在離國前,付出7,700 至11,000美元不等的中介費用,有些住在貨櫃改裝的臨時宿舍,沒有廚房、浴室、暖氣等設備,更要支付宿費。

日本法務省三月初公布,日本全國各地去年發生383宗企業剝削外籍研修實習生的個案,其中三分一涉及未支付法定薪資,以及強迫對方曝置於危險的勞動條件下。

「研修生」沒有獲得足夠的訓練,語言不佳,同時還被送去幹危險工作。官方紀錄顯示, 自2010年以來,已經有兩位「研修生」被日本政府認定是過勞死。而且「研修生」的加班很少被記錄在案,實際死亡人數可能要高得多。

日本當局裁定,於2014年心臟病猝死的一名27歲菲律賓實習生是死於過勞,
記錄顯示他當時每月超時工作78至122小時。

曾經協助外籍研修實習生的東京律師高井展也(Nobuya Takai),問題的根源是實習生並非正式工人。他指出,企業並非正式聘用實習生,而是透過中介人去聘用他們。實習生到日本前,需要向中介人付出一大筆款項,因此負上重債。由於簽證靠的是聘用的公司,他們亦不能離開受聘的公司,或轉職到其他公司,實習生全無議價能力。

為改進計畫的缺失,日本政府2016年月11日起,對外藉研修實習生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及其他勞動待遇提供保障。日本政府同時禁止企業扣留實習學員的護照。

在當地一位華人勞工的協助下,劉紅梅及四位女工先後接受了公司的和解方案,獲得賠償。雖然劉紅梅取得的5,800美元賠償,不足以付清欠債,但她還是選擇盡快返回中國。當被問及從這次研修學到甚麼時,她說:「只有辛苦」,不過她說: 「我對日本的形象是,這個一個蠻好的國家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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